一键下单,有一种农活叫

原标题:《有一种农活叫“坐更”》

原标题:失明农妇撑起一个家

原标题:比起现在的开学装备“一键下单”,父辈们的开学却要用一个暑假来准备|豫记

有一种农活叫“坐更”

  她双目失明,身材矮小;丈夫体弱多病,手不能提肩不能担。这样的家庭,如何生活?在人们忧虑的目光中,她用顽强的精神、勤劳的双手书写出自立自强的坚强人生。

又到了秋高气爽开学季。2000年出生的娃儿们已经成人,要迎接人生中另外一个学习阶段了。现在,开学的各种准备点一下“确认下单”可以瞬间完成。在大城市,汽车已经开始昂首阔步,逐步淘汰了“单反相机”,和“手机、电脑”形成新的“开学三大件”。而在父辈们成长的那个年代,河南农村娃又是怎么做开学准备的?

杨曙明

9月2日,记者走进前锋区光辉乡民生村陈兴菊家,见到这位双目失明、外表柔弱、内心刚强的农村妇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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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生产资料,实行三级所有,队为基础(人民公社,生产大队,生产队)。因此,集体土地的规划种植,牲畜饲养,副业发展,生产农具的配置使用,劳动力的组织分工,都得按上级制定的计划,由队委会组织实施,或者说基本上就是生产队长说了算。

在民生村提起陈兴菊,村民们都说:“她是个苦命的女人。”

朱玉凤 | 文

单说这劳动力的工种分配,除了三麦,水稻,玉米,棉花这些主要作物的种植,还有豇小绿豆,山芋、萝卜、芝麻等十多种五谷杂粮,一年四季,从种到收。粉坊、油坊、豆腐坊运作,大小牲畜饲养,农田水利建设。这些农活有轻有重,有简有繁,林林总总!然而,有一种农活,觉得特别的轻松而惬意,那就是“坐更”。

陈兴菊6岁双目失明,1997年2月,29岁的她经人介绍,从达州市嫁到前锋区光辉乡民生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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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,时间单位,一夜分为五更。坐更,即打更或夜间值守。每逢作物收获季节,一些饥不择食的小民便蠢蠢欲动,揩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油,将生产队里的成熟作物偷回来据为己有。因此,这就便衍生出两个工种——“看青”和“坐更”。

原以为,找个婆家可以依靠。然而,结婚两个月,陈兴菊发现丈夫干稍重的活就大口大口吐血,从此,她用柔弱的双肩撑起这个沉重的家。

过去上大学得准备一个暑假

每到作物成熟,特别是玉米、大豆、高粱、山芋、花生之类,以及场头收晒的粮食和柴禾等,队里总会安排固定人员,在白天里巡回检查,一防小人偷盗,再防牲畜糟蹋,这份工作就叫做“看青”。而到了夜晚,则要组织人手到庄稼地里或打谷场头值守,这便叫做“坐更”。

摸索着做家务、养猪,刚开始东碰西撞,不是把东西打翻在地,就是自己被东西绊倒,陈兴菊经常弄得身上紫一块青一块。干农活,她要丈夫牵着或邻居搀扶去地里。

二十世纪初的高三暑假,是枯燥单调而又紧张的。等来了那一纸大学通知书,或雀跃或失落的心持续不了多久,就要为那些离开做准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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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家能帮我一时,却帮不了一世。”陈兴菊说:“不能完全依靠别人,一定要独立干活做事。”

迫不及待地等到了赶集的日子,跟着爸妈一起去挑选各类物品:衣服、牙刷、牙缸、水杯、肥皂。只要能带上的,就要一一备齐。

根据作物品种、地块以及看护对象的不同,坐更,可以是两人一组,也可以是多人多组,遥相呼应。人员多以男劳力中的青壮年为主。

辛苦劳碌、坚守清贫。陈兴菊的苦苦相守,让61岁的丈夫伍才有感激不已:“如果没有她,这个家早散了。”

虽然集市上的摊位简陋,但物品却和城里的商场超市一样琳琅满目,还能砍价,遇到好说话的商贩,除夸赞一声“恁家孩真不赖,争气”外,还能额外减去零头或者搭送些实用的小东西。

在我的中学时代,经常利用节假日的晚上到生产队争取要份“坐更”的活,借以挣得工分(记录你参加集体劳动的分值,年终以此分配口粮),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。

“多亏有党和政府的好政策,不然我也被压垮了。”陈兴菊说,她家在精准扶贫中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,一系列扶贫政策极大缓解了她的压力,也给她增添了脱贫致富的动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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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玉米的成熟期在立秋前后,谚云:“秋前十天没得收,秋后十天收不了”。常年从七月底八月初开始,队里陆续安排坐更。夏夜里坐更,一条被单,一把蒲扇,一张芦席,一张绳网凉床。只身躺在玉米地旁的小路上,似有一种“天作被,地当床,土丘枕头月点灯”的浪漫。更有“青天一顶星星亮,荒原百丈篝火红”的畅快。仰望浩瀚星空,感受斗转星移。结伴坐更的俩人,喁喁细语,海阔天空;蒲扇拍打着身子,发出有节奏的声响,驱赶着草丛中涌来的蚊子;间或听到异动,便大喝一声“谁?干什么的?”以示坐更人的存在。如此这般,直至睡意渐浓,恍惚之间一觉醒来,早已是东方拂晓!被单上、床框上早已落下厚重的晨露,裸露的肢体上留下了蚊子咬过的点点殷红……。

“养了几十只鸡鸭、1头母猪、4头架子猪……加上两个女儿在外打工的收入,今年有2万元左右的收入。”陈兴菊淘洗着刚挖的花生,嘴里算着增收账,脸上洋溢着即将脱贫摘帽的喜悦与自豪!

爸妈也像发财了一样出手大方,平时问询了多次的东西也会毫不犹豫买下来,直到左右手拎不下为止。

刻骨铭心的坐更,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冬天。

前锋记者站 袁秀娟 本报记者 张启富 文/图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这样子的赶集,要轮番上演好几场,直到把能想起来能带动的东西买全才算作罢。

那是西小河边六十三亩山芋收获,由于面积太大,十几万斤的山芋当日没能及时分发到户,偏偏赶上强冷空气来袭。当日的晚饭后,队长找我和另外一老头坐更看山芋。时年十八岁的我得知不仅有工分,还可分得1斤大米做夜餐,便满口应承。找出家里最最厚重的棉被,跟随来人到空旷的六十三亩山芋堆旁。拖来山芋的枯藤,堆起一人高的围挡,铺上没膝深的稻草,两个人,铺一条被盖一条被,你抱着我的腿,我搂着你的脚。刚开始时感觉倒还不错,口中念着儿时的童谣:“铺稻草,盖稻草,一觉睡到早饭好。铺的褥,被丝被,刺刺挠挠不好睡”。可随着寒夜渐深,凛冽的寒风一阵紧过一阵,透过枯藤的缝隙,发出阵阵“呜——呜——”的啸叫声!寒风透过厚重的棉被,赶走被窝里初时的暖意,可怜我整个儿的上下牙齿不自主的哆哆嗦嗦起来!俩人也不由自主地搂着抱着,越来越紧,越来越紧,直至天亮——我很庆幸:居然还活着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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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头戏当然是妈妈准备上学四年使用的被褥,一般都需要上下两床。妈妈像打发出嫁闺女一样提前备好自种的棉花,在西屋的平房上晒了又晒,拣除其间的棉花叶等杂质,用自行车带到镇上弹棉花店里去变魔术。

最滑稽的坐更发生在四十三亩(地名)的高粱地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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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中,所有的娱乐用具,诸如扑克、麻将、牌九等,都被认定为赌具,一律查抄!许多年市面上根本没有销售。乡下人的闲暇时除了拉呱就是聊天。初中二年级的时候,我的一个同学爸爸是供销社主任,帮我搞到一副“虎牌”扑克,哇!这简直就像是一件稀世珍宝,让我在大小伙伴圈里风光无限!因为拥有全队唯一的扑克,每逢有坐更的差事,好事的总要带上我一份,以期借用我的扑克过把牌瘾。

这个时候弹棉花店也会迎来短暂旺季,棉花店的老板娘往往来不及唠嗑,就得左右开弓,随着一声声弦响、一片片花飞,经过弹、压、拉、磨等复杂工序,一条条洁白软和又带着太阳般温暖的棉胎就成型了。

一个月黑风高的仲秋夜晚,按照队里的安排,一群伙伴们带着一张芦席,钻进四十三亩的高粱地里,就着两盏马灯(桅灯),几个人派对打起了“五百分”(扑克游戏),我在一旁围观喝彩。有一个顺口溜调侃牌场上的围观者非常形象:“人家成牌你算账,人家吐痰你就让,人家吃饭你到外面逛”。不过,赌具是我提供的,自然我就成了特殊的观众,夜餐自然少不了我的份,没准有谁赢钱了,还得送我一份“头号”(彩头)。……也不知道他们不知玩了多久,一觉醒来,相安无事。大家收拾铺盖各奔东西,参加新的一天生产劳动。可是,没等到早饭时辰,“看青”的跑来向队长报告:昨夜高梁地被盗了!来到现场一看,偷盗的痕迹距离我们坐更打牌的地方只有不到十米!哈哈,所有的坐更人,都被队长骂得狗血淋头!

妈妈把棉胎带回家,然后从衣柜里拿出几块上次赶集时买的花棉布,在我家那典型的农村四合院里铺上盖场用的塑料薄膜,用打湿的毛巾擦拭一遍又一遍,准备好线圈、大针、顶针,戴上只有做针线活才用得上的黑边老花镜,就开始跪坐式的穿针引线了。

回想那些年坐更的经历,心中别有一番心情。偶尔碰见心怀不轨之人,对方或是装腔作势,故作镇静;或是环顾左右而言他;或是言不达意,无法自圆其说,其目的都是不言自明。

首先在棉胎两面粗略缝上两块碎花小洋布做衬底,然后开始四边八角的缝制,这也是最耗时间的工序 ,然后横竖再缝几行,直到傍晚时分大小两床被子才算基本收工。

曾经有过一次,我们抓过一男两女三个外地人,来我们队里偷抹紫穗槐树叶儿,用以晒干卖钱。人赃俱获面前,你看那为首的男人唯唯诺诺,好话说尽,只求我们放他们一马。末了居然用随身带着的旱烟锅,贿赂我们一袋旱烟!

妈妈把被子叠好收起,捶捶自己的腰,蒸馒头烧稀饭准备一家人的晚餐。

在坐更的人群当中,偶尔也曾有过监守自盗的,但这样的人,毕竟很少很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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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 ……

依稀记得那天的下午和晚上,我表现很乖巧,小心地躺在铺展开来软软的棉胎上,陪妈妈说话,帮妈妈穿针,就连在灶头前烧锅这样被炙烤的差事,都觉得无限美好了。

四十岁年过去,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,早已经写进了历史。曾经作为“领袖”和“总统”的生产队长们,亦已脱去了“官袍”,投入到新农村的建设中来。当年朝气蓬勃、如日中天的坐更人,如今俱以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。然而,坐更,作为曾经的生产劳动内容,期间的经历,期间的趣事,期间的苦涩,却永远留在过来人的记忆中。

也许,那时心头已经开始真正涌出要离开家的不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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